三日后，刘旦收到兵部回复：
“已查三人履历，不在册。”
他终于沉默。
他知道，杨洪不再给他出手的空间。
不是因为他怕了，而是因为——杨洪知道，皇帝其实也不想让他再动。
一旦再动，就是真正的“废子”。
他坐在府中，看着天色渐黑。
许久，他命人提笔。
写下一封奏章：
“皇子刘旦，愿辞外府之权，归宫听命。”
“不再言策，不再奏议，不再参与储务。”
杨洪收到这封信时，望着纸上那一行“归宫听命”，沉默良久。
“他不退了。”他说。
“他‘认了’。”
刘据却有些不安：“那皇上会怎么想？”
杨洪语气微冷：
“皇上想的，是他终于不碍事了。”
“我们，不用再对他动手。”
“但——也不能让他坐得安稳。”
他在那封信后面，批了三个字：
“封不复。”
意思是，这个人，不能再出现在任何公文、议案、奏议之中。
名存，声灭。
这才是真正的——断路。
雨过新春，长安皇城清晨格外静谧。
杨洪站在东宫外院的台阶下，望着晨曦缓缓铺满瓦脊，袖中藏着刚从中书台转来的密卷。
那是一份极为平常的卷宗，只是处理几宗地方郡案积压，可落款处第一次没有写“中枢议签”，而是——“交东宫覆审”。
这不是哪位官员的主动奉迎，而是皇帝亲自画押的小批。
字不大，语不重，却是整个朝局的一次沉音。
他终于动了。
不是明诏，不是册立，而是让东宫执政。
“摄事。”
两个字，既是权力的开启，也是边界的试探。
杨洪将卷宗递给刘据。
“你今天开始，不是讲策的人了。”
“是理政的人。”
刘据接过卷宗，手指微微发紧，指腹摩挲着那道小批，沉默了片刻。
“我是不是……真的成了？”
杨洪看着他，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缓缓说道：
“你只是站到了门口。”
“门后是什么样子，不是我告诉你，是你自己要一步步进去。”
刘据点点头，低声道：“你安排吧。”
杨洪转身入堂，吩咐书吏：
“自今日起，启用辅政日程。”
“东宫听事堂每三日一轮值，交卷十件为常，太子自行阅批。”
“所有章程、答复，皆由储律册立记录，不许口传。”
“太子出言，视作拟令。”
这不是东宫的程序，是一个真正“摄政”的雏形。
他要的是：在不触碰皇帝“钦定”的底线上，把所有实际运转的权力，用“制度”托举到太子的案前。
而非东宫之命，而是——“事情到了太子手上，自然应该由太子处理”。
朝廷若无异议，皇帝若不否，那就等于默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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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然，第一批送来的十卷卷宗，在东宫处理后送回兵部、刑部、太常三方。
无人驳回。
裴迁甚至在批语上加了一句：“太子断事，有度。”
这句话，一传出，就像一枚温火落在水面，明面不起波澜，实则下沉入底。
连裴迁这种老成御史都开始“习惯”由太子断事，意味着——谁都知道局势已变。
接下来，一个接一个的案子，就像水流顺势而来。
六日之内，四部卷宗十九件。
杨洪坐在后堂，望着翻过的案宗，未见一丝喜色。
他知道，这一切来得太顺，不是幸运，是释放。
皇帝没有推，没有拦，甚至不再问，就是在用实际操作告诉天下：
“太子可以做了。”
但他始终没有说出那句话——“立”。
杨洪明白，那是最后一块石头。
皇帝不肯放，不是因为犹豫，而是——他想留下一点悬念。
一个“可以随时撤回”的空间。
一旦说出“立太子”，就意味着一锤定音。
皇帝老了，权力不能轻言交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