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洪点点头：“很好。”
“你若能守三月而不崩，这一朝便是你的。”
“辅政六组”名单贴出之后，朝堂一片哗然。
因为其中三人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
一是许元——中书台的边角文吏，素无声望，却被任命为都察院辅议主笔。
一是丁准——曾任典吏，被贬出京，如今竟列为兵部“调案参录”。
最引人震动的，是太常卿沈持，被调离讲政案，转为“东宫内政监察”。
此举引来不少私下不解，甚至质疑东宫“破格用人”。
杨洪没有回应。
他只是说：
“辅政不是礼器，是刀器。”
“我不要好看的人，我要能斩事的人。”
东宫六案运行后，速度立见。
兵部三十七份案宗，经辅政先阅，一半驳回。
太常五件制礼，三案删改，二案直接否决。
礼部某位旧臣大怒，质问：
“储君摄政，岂可动礼先制！”
杨洪只笑：“礼不可废，理不可藏。”
“你若制的是礼，我尊你；你若制的是私，我砸你。”
不敬之词，却无人敢驳。
因为杨洪用“逻辑”立法，而不是“地位”压人。
他要的是一套自洽、自通、自稳的政务逻辑。
而不是一句：“我是太子，你得听。”
与此同时，反扑之势悄然开始。
先是左中郎将请调未果，上奏称东宫“用人失格”。
接着兵部旧曹掾联名进言，请“回归六部定审”，质疑东宫“权越本制”。
刘据亲自登堂，召三部官员听议。
他不怒，不诘，只问一句：
“你若是六部，见百姓案情疾苦，却因东宫先审而拖延三日，你责在我，还是责在你？”
无人能答。
他又道：
“你若真忧制度，可来我案前共定‘摄政流程之律’。”
“若你只为争权，那便出宫自去，不 送。”
这一番话落地，堂下竟无一人敢言。
杨洪在后案微笑。
他知道，刘据真的变了。
他不是那个犹豫、内向、总要别人做决定的少年太子了。
他现在，是“能主一局”的储君。
第三个月，东宫开案厅“分册制”落地。
所有案宗按重轻划分为三等，设专门录事官、辅议官、定章官。
杨洪彻底退出日常听政，只保留“律典修订”职责。
这是“摄政权力”的第一次真正分流。
不是杨洪不想控，而是他知道：
自己必须退。
退一步，太子才能走出来。
刘据初次独掌会审时，杨洪未入内。
那日审议一桩“粮运漏仓”案，涉三省七人，众人观望太子是否敢断。
刘据不作迟疑，翻案十页之后，下笔判文：
“仓有漏、而吏不报，守土之罪也。”
“可调者调，可罚者罚，非罪者免。”
一纸下，三省服帖，御史不言，连朝中素来泼冷水的裴迁，也私下评价：
“太子之判，犹杨洪三年前初断‘墨案’时。”
杨洪听闻，没笑，只道一句：
“他走上来了。”
这一年初夏，皇帝病短，不再常理朝政。
紫宸中书奏章，有近六成流向东宫。
而太子批复之案，七成无误。
当年那个“讲策需他人提笔、理事需杨洪掩锋”的储君，如今坐在案前，挥笔如风，气势自成。
杨洪再无一语辅政，只偶尔退居后堂，修律、阅史。
一次沈持进东宫见他，低声道：
“太子如今，稳矣。”
杨洪却道：
“不稳。”
“若他真稳，便能让我彻底离开。”
“可现在——他还时不时要回头，看我在不在。”
沈持沉默，过片刻才问：
“那你何时走？”
杨洪望着殿外阳光，缓缓道：
“再等一场风。”
“看他在风里，能不能站住。”
夏雨初歇，蝉鸣入耳。
太子府内连日处理事务，章宗不断，朝事虽繁，却井井有条。
刘据独自坐在辅政堂正席，身侧无杨洪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