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书是下午三点十七分递到我手里的。
协和医院神经外科诊室，冷白的灯光刺得人眼睛发涩。
空调温度开得很低，我却觉得后背黏腻腻地沁出一层汗。
医生后面说了些什么，嗡嗡地响在耳边，像隔着一层厚重的毛玻璃。
“胶质母细胞瘤……四级……位置深……无法手术……”那些冰冷的专业术语如同淬了毒的冰锥，一根根钉进我的太阳穴，凿开一个名为“晚期”的窟窿。
“沈小姐，保守治疗的话，大概……还有三到六个月。”
戴着金丝眼镜的主任医师语气平静，带着职业性的、近乎残忍的温和，目光却透着不容错辨的沉重，“建议尽快通知家人，安排……我没有家人。”
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响起，干涩得像砂纸摩擦，却异常平静。
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一丝诧异。
或许人在真正被宣判死刑的那一刻，反而会获得一种诡异的、悬浮般的镇定。
医生愣了一下，镜片后的眼神复杂地闪了闪，递过来一张名片：“安宁疗护，或许……”我接过了名片，薄薄的纸片边缘硌着指尖。
走出诊室大门，外面走廊嘈杂的人声、消毒水浓烈的气味、还有窗外北京盛夏白得晃眼的日光，瞬间涌过来，将我吞没。
世界依旧喧嚣而明亮，像一个巨大而讽刺的背景板，映衬着我体内那个正在疯狂滋长的、名为死亡的黑暗秘密。
没有眼泪，没有瘫软。
我只是攥紧了手里那个沉甸甸的旧帆布包。
包里没有化妆品，没有钱包，只有一样东西——一个用暗蓝色粗布层层包裹的、书本大小的硬物。
棱角硌着我的肋骨，带着一种陈旧纸张特有的、微凉而干燥的触感。
回到那个租住了不到半年的、位于南城老胡同深处的小单间，还没掏出钥匙，隔壁的房门“哐当”一声被粗暴地拉开。
房东王胖子那张油腻的胖脸探了出来，眯缝的小眼睛里满是毫不掩饰的厌烦和贪婪。
“哟，沈小姐，回来得正好！”
他堵在门口，一股劣质烟草和隔夜饭菜混合的酸腐气味扑面而来，“这个月房租，拖了快一礼拜了！
怎么着，当我这儿是慈善堂啊？”
他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，手指不耐烦地敲着斑驳脱漆的门框，“痛快点儿！
今儿拿不出来，立马
